尊龙人生就是博

　　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好好先生”“重瞳乡人”，今项城市秣陵镇阎楼村人。原名张家骐，是张锦芳的长子，张镇芳的嗣子。他一生酷爱书画鉴赏收藏、诗词创作、戏曲表演和书法艺术，被人称誉为“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刘海粟语）。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镇芳调署长芦盐运使，张伯驹随父去天津于家塾读书。清宣统三年（1911年）与袁世凯的四、五、六、七子同入新学书院肄业。这年秋，武昌革命事起，沿旧时“小乱居城，大乱居乡”之说，伯驹被父送回家乡项城居住。清室退位改“民国”，张镇芳任河南都督，就让张伯驹进河南陆军小学读书。张镇芳从河南卸任后，张伯驹随父入京，考入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时袁世凯以陆海军大元帅兼任团长。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团长，伯驹20岁毕业。此后，青年张伯驹历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安徽督军为倪刷冲）、长江巡阅使署谘议、盐业银行监事、湖北湖南四川江西四省经略使署议（经略使为曹锟）。1923年，张伯驹26岁，因近畿水灾结案，熊希龄为褒奖伯驹，给予二等大绶嘉禾章，以简任职，分发陕西任用，为陕西督军公署参议兼驻京代表。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倒戈，曹锟下台，刘镇华战败下野，张伯驹不满军阀那套腐败生活，更看不惯上层人物对老百姓敲骨吸髓、彼此之间又尔虞我诈的虚伪行径，乃决心离开旧军队，辞去一切挂名差事。家庭里做主，为他在父亲首创的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中挂了个常务董事兼总管理处总稽核之名。1934年，张伯驹又出任南京盐业银行经理。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储蓄会成立后，张伯驹兼任监察委员。卢沟桥事变后，南京盐业银行迁往重庆。后，共推张伯驹去上海照料总管理处事务。

　　人生“三十而立”，恰如其言，张伯驹走上艺术之路岁正30。此年起，他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初则出于爱好，后则以保存中国主要文物不使其流出国门为旨，变产借债以事收蓄，如传世最古之法书《平复帖》、传世最古之绘画《游春图》，皆经其收藏而得以保存，进而成为近代著名之书画收藏家。

　　《平复帖》是西晋陆机给友人的一页信札，由于信的开头有“彦光羸察，恐难平复”一句话，后人称之为《平复帖》。笔体为草书，共9行81个字，明代书法家董其昌在此帖上题跋：“右军（王羲之）次前，元常（钟繇）次后，唯此数行，为希代宝。”此帖清代曾为皇室收藏。张伯驹于1938年以4万银元，从溥心畬处购得。《游春图》是唐代展子虔传世的唯一画作，长80.5厘米，高43厘米。宋徽宗在画上题写《展子虔游春图》6字。1932年溥仪将《游春图》带至长春，后落到商人手中。张伯驹担心这件国宝流失国外，遂多方设法凑足240两黄金，卖掉弓弦胡同1号的丛碧山房住宅，购买下这件国宝。张购得上述两件国宝后，将其书斋命名“平复堂”，自称“平复堂主人”，住宅名为展春园。

　　张伯驹收藏文物的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1941年，张伯驹不幸被汪精卫手下师长丁雪山在上海绑架，索价300万（伪币），不然“撕票”。绑匪通知潘素，说张伯驹连日绝食，已昏迷不醒，但求一见。得见时，伯驹已憔悴不堪，潘素不免欷歔。可张伯驹已将生命置之度外，悄悄关照潘素：宁死魔窟，绝不许变卖所藏古代书画赎身。如是僵持了近8个月，绑匪见敲诈无望，自动将赎身价降到了40万。经过多方奔波借贷，张伯驹总算被赎出来了。是年秋，张伯驹携全家入秦。一路上，将国宝《平复帖》缝入衣被，虽经乱离跋涉，未尝去身，可见用心之苦。

　　日本投降后，孙连仲任第11战区司令长官、河北省政府主席。他是张伯驹旧友，聘伯驹为顾问，襄助军政，随前进指挥所回北京。张伯驹最初认为日本投降，中国局势当将好转，对前进指挥所襄助颇多。但努力后见接收单位及军政机关贪污腐化，国民党政府且将准备内战，他的态度遂渐行消极。孙连仲到京后，以唐山市及石家庄市两市长职由张伯驹选任。张伯驹都推辞不就，只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盐业银行董事长、兼北四行储蓄会执行委员任风苞病故后，张伯驹继任董事长，时又任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等职。

　　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曾任地下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参加过北京大学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活动等。

　　解放军包围北平时，张伯驹与侯少白（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后在天津经商多年）、邓宝珊（国民党第21军团军团长，1949年率部起义）三人各在不同场合劝说傅作义将军要保护首都文物，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张伯驹的意见深为傅作义所重视，由此对和平解放北平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北京盐业银行成立工会，张伯驹出席并讲话。当时对工商业的口号是“公私互助、劳资两利”。张说：“进一步应劳行两利，由劳方将行维持好，准备到时将行交给国家。”银行公私合营后，张伯驹代表盐业银行任董事。重估财产完竣，重选董事时，张伯驹提出个人无股票不能再任董事，虽经挽留，他仍以实事求是为由，退出公私合营银行。

　　建国后，张伯驹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北京书法研究社副主席，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董事，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

　　1956年，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出于赤诚的爱国心，与其夫人潘素共商，从30年蓄藏的书画名迹中，挑出8件精品无偿捐赠给国家，以偿夙愿，被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褒奖为“化私为公，足资楷式”。张伯驹认为这是平生最可欣慰的一件事。

　　1957年，他被戴上了一顶右派“铁冠”。20年后，他在大连棒槌岛与刘海粟结邻而居，闲谈间刘问及他“戴上右派帽子后有什么感想”？张伯驹苦笑一阵，说出了肺腑之言：“先父任过直隶总督，又是第一批民族资本家，说我是资产阶级，有些道理。但是我平生不会赚钱，全部积蓄，包括卖字的钱，都花在收藏上了。这些东西捐赠给国家后，我已成了没有财产的教授，靠劳动吃饭。戴什么帽子，我倒无所谓。一个渺小的凡人，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说我反党，实在冤枉。只是担心：老张献出这么多国宝，换了一顶‘铁冠’，传到海外，对党的威信不利。本想见见周总理、陈总，一吐为快，后来饱受打击歧视，见领导人已极难，我又不愿为个人荣辱浪费他们时间，一拖就是4年。……1961年，去吉林离京前，陈公派车接我到中南海，问到生活、写作、爱人作画等方面有什么困难，十分细致。然后询及去东北后的打算。我说可以教诗词、书法和古画鉴定。陈总说：‘这正是你们当行的事情。关于右派的事，有些想不通吧？’我老老实实地说：‘此事太出我意料，受些教育未尝不可，但总不能那样超脱，做到无动于衷。在清醒的时候也能告诫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我只盼望祖国真正富强起来！’陈公说：‘你这样说，我代表党谢谢你了。你把一生所收藏的珍贵文物都献给国家，怎么会反党呢……我通知你们单位，把结论改成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我们珍重道别，心里暖烘烘的……”火辣辣的一颗爱国之心跳跃在言语中间，日月共鉴！

　　1962年，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此期间，吉林省博物馆有一鉴定古代书画组，由吉林大学于省吾教授等收购古代书画，再由张伯驹召集审定。借每周一会之机，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历史、轶闻、风俗、游览、考证、掌故，均可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并约北京、天津、上海相识老人分写，日积月累，自然成书，此亦即《春游琐谈》的缘起。谁知此种于国于民有益的事，在“文革”期间竟成了一大罪状。1967年，张伯驹填了两首《金缕曲》，批判林彪、江青，却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文革”中，一天红卫兵来抄家，将他收藏的卷轴丢到院子里焚烧，还让张伯驹跪在火边挨烤。张伯驹哀求道：“你们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咱们国家的宝贝，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张伯驹在被指为“现行反革命”的险恶处境下，得知陈毅元帅亦遭挨斗，当即致函慰问：“我公功在国家，尚且被辱，我何足道。所指我之罪名，皆是莫须有之事，只可一笑置之。”

　　在隔离审查8个月后，给张伯驹做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1969年被迫退职，送往舒兰农村插队，那里不收，才与夫人一起又回到了北京。此时陈毅已病重住院，不能见客。1972年，陈毅元帅不幸逝世，张伯驹悲痛万分，挥泪写挽联挂于灵堂之上。之后，为纪念陈毅，又由夫人潘素取其曾在北戴河观海的意境，画青绿山水《海思图》，张伯驹题悼诗四首以奠。

　　其时，张伯驹那副用泪与情写下的挽联被有意悬挂在灵堂中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可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主席一眼就看见这副用鸟篆书写的挽联，走了过去，低声吟诵，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并询问陈毅夫人张茜：张伯驹来了没有？张茜告诉毛主席，张伯驹是陈毅生前好友，但今天的追悼会却不允许他参加。毛主席又从张茜口中得知张伯驹老夫妻从吉林回北京后很狼狈，住房、户口都无法解决。主席感叹了一声，转身关照周恩来总理过问此事。

　　1978年9月，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批准了吉林省文物局上报的对张伯驹的复查结论，当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自此之后，张伯驹更是精神抖擞，笔耕不止。1981年1月，在北海公园画舫斋成功举办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联展。

　　1981年元宵节，民革和中山书画社举办了一次集会，张伯驹对没有台湾代表深感惋惜，即席填词，表示对祖国统一的渴望。恰好当时的盛会上，有刚从美国回大陆探亲访问的黄花岗烈士方声洞的胞妹、著名画家方君璧女士，当场即由王莲芬女士挥毫写下了张伯驹的《浣溪沙》词，赠送给方君璧女士，带去国外。这首词是：玉镜高悬照大千，今宵始见一年圆，银花火树夜喧阗。隔海河山同皎洁，阋墙兄弟早团圆，升平歌舞咏群仙。

　　1982年正月，张伯驹参加了一次宴会，归来时突患感冒，不思饮食，紧接着连发高烧，引起了肺炎合并症。到了正月十五，病情急变，家人将老人送进了医院。因级别不够，不能住单人病房，与7人共挤一室。入院六七天，一直处于昏沉状态，靠输液维持生命。正月二十二日（2月15日）早晨，老人突然变得神志清醒，提出要吃一点东西。这一天正是他的85岁生日。上午10时许，台湾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孙儿张晓鹰来探视。张晓鹰将要动身赴美，奉父亲、爷爷之命前来看望，并要带去合影像。伯驹得知详情后，紧握晓鹰双手，泣不成声。晓鹰的泪水也在眼圈里打转转，嘴里连声说：“祝张爷爷健康长寿！”老人挣扎着坐了起来，斜靠在被子上，与晓鹰留下了一幅永存的纪念照。老人用依恋的目光送走了晓鹰，卧榻安息。看似平静的老人，内心深处却涌起阵阵波澜，往昔难忘的岁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他欠着身子想取纸笔，记下此时的心怀，但未能成功。下午1时许，《文物天地》主编王禹时前来探视。老人请他取来纸笔，录下已吟成的七律诗一首和《鹧鸪天》词一首。

　　王禹时录完此词时，已被老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赤诚深深感动，含在眼里的泪水大颗大颗地滴落在恭录的诗、词间。这位向祖国捐献了价值连城的珍宝而饱经沧桑离乱的老人，在告别人世之前还在“自省吾身”，生怕辜负了生养自己的人民和父母。他留恋祖国，留恋大自然的山川河流，留恋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他即将离去了，但他还要同这“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禹时望着老人微微闭上的双眼，便悄悄地离开了。

　　到了2月25日晚，张伯驹病情急剧恶化，已进入弥留状态。医生竭尽了全力，但终未能回转天意。1982年2月26日上午10时43分，这位85岁老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3月4日上午，举行张伯驹遗体告别仪式。3月26日下午，举行了张伯驹追悼大会。追悼会上，叶剑英、邓颖超、王震、谷牧等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赵朴初、夏衍、胡愈之、牛满江、刘海粟等各界知名人士200多人送了挽联。有500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